在本世纪初，一个由日本移居在旧金山附近的家庭在那里开创了一项种植玫瑰的产业。他们在一周内的3天早晨把玫瑰送到旧金山。

另一个家庭是从苏格兰迁移来的，他们家也出售玫瑰花，两个家庭都是依靠诚信获得成功的。他们的玫瑰在旧金山市场上很受欢迎。

在几乎40年时间里，两个家庭相邻而居，儿子们接管了农场。但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了夏威夷群岛，尽管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已经是美国人了，但是日本人家庭中的父亲从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在混乱情形下和被拘审的期间，他的邻居明确告诉他们，如果有必要，他会照顾他朋友的苗圃。这就像每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能做的那样：爱你所有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你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做的。”他告诉他的日本朋友。

不久，日本人家庭被流放到科罗拉多州格林那达的贫瘠的土地上，新聚居地点的中心由木质柏油顶的大房子组成，周围密布铁蒺藜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整整一年过去了。第二年，第三年……当日本人家庭还在拘留地时，他们的朋友一直在暖室中工作着，孩子们星期六之前一直上学，父亲常常每天工作16——17个小时。有一天，欧洲的战争结束了。日本人家庭告别了拘禁生涯，坐上火车，他们可以回家了。

他们将看到什么呢？所有的家庭成员在火车站与他们的老朋友相遇了，当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他们全惊呆了，那里的苗圃完整、清新，在阳光下长满了整齐、繁茂而长势良好的玫瑰。

教堂高高矗立，在城市的街道，在乡镇的广场，在寂寞中见证了建造者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我所住的城市普莱斯顿，位于英国的西北部，面积很小，即使在英国，它也算小城。

2月的英国小城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记忆：阴雨、寒风、仿佛永远灰暗的天和盘旋在冷雾中的灰鸽。偶然有太阳稍稍灿烂的中午，狭小的街道却将光明分割开去，我由此特别信服了狄更斯，他为我们刻画的英国真的很英国。但对于因为喜欢莎士比亚而喜欢英国的天真派，如此的第一印象，起码是受到了刺激。

很难得到英国教堂数量的精确统计，一位卫理公会的牧师告诉我，去年圣诞节时，他的一个同僚步行走访了普莱斯顿的所有教堂，可惜他也不能说清教堂的数量。这位牧师那天出现在兰开夏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座卫理公会的教堂。

卫理公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种，它在普莱斯顿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叶。1755年，一位叫玛塔•汤姆逊卫理公会教徒来到普莱斯顿传教，此后的几十年，纺织工业逐渐在小城兴盛，追求简洁和务实的卫理公会很快吸引了普莱斯顿市民，1817年，卫理公会搬进市中心第一幢公共建筑——教堂活动。1861年，发了家的厂主们积极赞助教堂重新翻修，原来比较简陋的讲堂添加了玻璃天顶和厅前的巨柱。

如今，围绕这个中心教堂，卫理公会在普莱斯顿又发展出了11个教堂。“有多少教民？”“1000多人。”牧师说。

在英国，几乎看不到7层以上的楼房，所有高大醒目的建筑，便一定是教堂。英国的教会分不同派别。不同天主教会组织和不同的新教组织。教理不尽相同，教堂的风格也不一样。仅塔顶的样式，就有箭一般瘦长而尖，直刺苍穹的哥特式，有拱顶立柱尽显辉煌的，也有红砖砌造成凹凸状，以巨型大钟作为顶层标志的。教堂建筑内外都有精美的雕塑，更让人们迷恋的，还有教堂神秘的彩色玻璃。

兰开夏中央大学据说有2000名中国学生，中国驻曼彻斯特教育处的负责人说，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肯定有1000人以上。站在校园，四面都能看到教堂的尖塔，但实际上去教堂的中国学生并不多。这一点，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校大为不同。

2月中旬，来学校3星期后的一个星期天，在邻居上海女孩的指导下，我找到了中央卫理公会教堂。教堂坐落在与城中心并行的一条街上，教堂内的摆设有点像教室，前方中央是十字架，空出半圆的一片地，类似讲坛，一架古旧的风琴立在左前方。下面是一排排的座位。礼拜10点半开始，进来的人会领到3本书，一本圣经，2本赞美诗，都是仪式上需要用的，用完退回，下次再领。

一个多小时的仪式中，大家祈祷、合唱，再祈祷，再合唱。讲演的时候到了，儿童们进入另一个房间学唱歌。讲演的题目由讲演者自定。礼拜的程序中有捐献和喝茶的内容，我理解，大概有奉献和分享的象征意义。人们将钱装在一个小纸包里，放进托盘，捐献的数额没有限制，也可以不捐。茶很普通，有时会有小点心，大家围在一起，边喝边交流。

因为有几个中国学生，中午便设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活动。古德太太这时候显得尤其忙，她既负责给中国学生做免费的午餐，又负责免费教简单的英文课。其实参加她英语班的，只有3个中国学生。

托尼•司堂牧师70多岁，驼背，白发，面善。在他演讲的时候，天顶玻璃正好将光洒在他的秃顶上。没有家庭婚姻，英国真正的牧师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教堂紧紧系在一起，托尼•司堂牧师的空间就是12个教堂。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教堂最有权威的行政管理长官德瑞克•诺司也会出现在教堂，亲自主持圣餐和祈祷仪式。托尼•司堂牧师那天的讲演题目非常现实，它实际上正是英国目前最流行的热点话题之一：英国教堂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另一个问题更为内在：英国教堂真的老了。这是我站在唱赞美诗的队伍后面最深切的感受。音乐悠扬，歌曲美妙得动人心魄，但是，声音是苍老的，因为，我发现，来教堂参加礼拜的，除了7个中国学生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有3个40岁左右的家长带了他们的孩子来，所以又有了9个10岁以下的儿童。

托尼•司堂牧师看到了这种青年人在教堂里的缺失，痛心疾首，他呼吁教堂要高举信仰、理解、学习和奉献的旗帜，要召集青年人在这面旗帜下。

但是，怎样才能让现代青年人走进教堂？趁着喝茶的时候，我向托尼•司堂牧师提出了问题，他耸了耸肩，表示也很茫然。他自嘲，也许教堂应该有人撤销听讲的座位，用电子琴取代风琴，教大家跳迪斯科等等。

其实，很多英国青年从小就在教堂合唱团受熏陶，中学、大学一路下来，生活中的各种重大典礼都有教堂活动的参入。

然而，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教堂只剩下了仪式的空壳，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连这种空壳也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礼拜的时间被形形色色的社交活动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竞争挤占。

面对教堂活动的老年恐慌，已经出现了企图改变的努力。比如，一些教堂强化了音乐的成分；还有一些教堂在礼拜的讨论中加入了毒品、卖淫、同性恋这样一些与传统布道完全相悖的话题。

也许这种困惑和彷徨会长久地存在，因为生活的改变，因为时代的变迁。但是，美和崇敬已经深深地镶嵌在教堂飞扬的尖顶、精致的雕刻、染色的玻璃和古旧的石缝中。教堂高高矗立，在城市的街道，在乡镇的广场，在寂寞中见证了建造者们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在一次聚会上，一些堪称成功人士的实业家、明星谈笑风生，其中就有著名的汽车商约翰•艾顿。

艾顿向他的朋友、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回忆起他的过去——他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父母早逝，是姐姐帮人洗衣服、干家务，辛苦挣钱将他抚育成人。但姐姐出嫁后，姐夫将他撵到了舅舅家，舅妈更是刻薄，在他读书时，规定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还得收拾马厩和剪草坪。刚工作当学徒时，他根本租不起房子，有将近一年多时间是躲在郊外一处废旧的仓库里睡觉……

丘吉尔惊讶地问：“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这些？”艾顿笑道：“有什么好说的呢？正在受苦或正在摆脱受苦的人是没有权利诉苦的。”

这位曾经在生活中失意、痛苦了很久的汽车商又说：“苦难变成财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战胜了苦难并远离苦难不再受苦。只有在这时，苦难才是你值得骄傲的一笔人生财富。别人听着你的苦难时，也不觉得你是在念苦经，只会觉得你意志坚强，值得敬重。但如果你还在苦难之中或没有摆脱苦难的纠缠，你说什么呢？在别人听来，无异于就是请求廉价的怜悯甚至乞讨……这个时候你能说你正在享受苦难，在苦难中锻炼了品质、学会了坚韧吗？别人只会觉得你是在玩精神胜利、自我麻醉。”

艾顿的一席话，使丘吉尔重新修订了他“热爱苦难”的信条。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苦难，是财富还是屈辱？当你战胜了苦难时，它就是你的财富；可当苦难战胜了你时，它就是你的屈辱。